新东方在线古诗词网,施侃( 七 )

复社参与党争的具体行动，则可参阅陈鼎《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陈贞慧《书事七则?防乱公揭本末》，丛书集成续编本；佚名《研堂见闻杂录》，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五《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清刻本；张廷玉《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卷二八八《张溥传》等。] 。从最初的“一件读书人的雅集”最终“变成了一种社会上的运动”［58］101，复社性质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
明代党争与结社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党社相分、党社并兴、党社融合”［59］91的三个阶段，万历以后，党社之间逐渐融合，互为依凭，形成了党社一体的局面：“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58］172 。“野之立社”就是“朝之树党”［58］172，党争表现为“社争”，党争日剧，社局日盛，党局的激化不断促动着社局的发展，无怪乎杜登春在对明清之际的社事研究之后慨叹道：“社局原与朝局相表里”［42］465 。
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因素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是有利于结社发展的，也有一些不利因素。从本质上来说，结盟立社是文人群体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反映，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极相抵触的，容易“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从而“导致了政局的动荡”［60］576 。因此，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出发，朝廷对于士子会盟总是比较警惕，大都采取禁止措施，明朝也不例外。
明初，朱元璋就曾颁令不许生员干政：“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61］卷下。万历、天启两朝也对聚众讲学进行大肆弹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阻碍了处于兴盛时期的文人结社的发展势头。尤其在清朝定鼎之后，朝廷有鉴于明季社盟之弊，屡颁禁盟法令。顺治九年（1662），由礼部题奏，颁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62］卷下。
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有感于结社流弊而上《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疏，奏请再次重申禁盟条约，而且变本加厉，“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63］。疏上不久，清世祖即颁旨：“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42］。至雍正三年（1725），清世宗再次颁布更为严厉的禁令，“假托文会，结盟聚党”者会被“拿究申革”，“标立社名，论年序谱”者则会被“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64］卷383 。
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有什么重大意义？

谢谢邀请！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古一帝”，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功绩不仅仅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华夏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生产方式创新、社会组织创新等等史无前例的创新，将中华文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秦始皇在他所有的创新中，影响最大的改革就是“书同文、车同轨、钱同币”了。在2300年前的秦国，经过38代秦王的努力，终于将四分五裂的华夏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在地理形状上也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且辽阔的中华版图。在此之前，是中国历史上做动乱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国家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字、钱币和生产生活资料。
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敏锐的判断到六国统一，如果仅仅在土地上进行合并，国家最终还是要走四分五裂的老路，统一不但要统一土地，而且要统一管理、统一行政、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军事和统一交通，于是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律法很快得到推行，郡县制也很快得到普及，国家行政管理上下通顺，社会秩序随着得到很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