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在线古诗词网,施侃( 五 )

寿光刘澄甫官至山西布政司参议，嘉靖十三年（1534）归田后，与乡大夫“结海岱文会，每月集于精舍。”［40］卷6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明代俯拾皆是。所谓上行下效，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到皇室成员，再到这些馆阁重臣，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既然这些高层官僚如此雅好于宴饮社游，其他的下层民众热衷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正是由于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们长期地、频繁地进行集会唱和、宴游赋诗，甚至是亲自参与社事，才带动结社之风由朝廷逐渐向民间扩散，并最终风靡全国。三、党派斗争的促动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党争发生直接联系是在万历以后，当时神宗长期怠政，皇帝、内阁、六部、太监、言官之间，各种矛盾错杂叠出，愈演愈烈，以癸巳（1593）京察为开端，党派争斗正式拉开帷幕。
日益激烈的党争促使当时已经兴起的文人结社更加炽盛，发展的水平也更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激烈的党派斗争促使文人结社的数量增加。明代涉及党争的文人结社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党争中被削籍或乞归的官员进行结社。万历二十一年（1593），刑科给事中刘道隆论劾虞淳熙，吏部尚书孙?疏救失败，虞淳熙罢官归里，与冯梦祯、屠隆结西湖胜莲社［41］卷21；天启六年（1626），曹学?因著《野史纪略》，与阉党《三朝要典》相悖，忤逆魏忠贤，被削籍归里，与陈?、徐火勃等修阆风楼诗社［9］568；启、祯之际，刘宗周以忤魏阉削籍归，举证人社于塔山旁［3］2873，等等。
另外一种是在党争中发展起来的结社。其中，有正直文人为匡扶正义、反对阉党而成立的社，如崇祯元年（1628），徐孚远、陈子龙等人立几社，“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上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42］458；崇祯二年（1629），掖县贡生赵士?“倡山左大社，以应复社”［43］638；崇祯十二年（1639），陈贞慧、吴应箕举国门广业社，“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等［44］353 。
也有阉党成员为与清流抗衡而结成的社，如崇祯八年（1635）前后，正被废斥匿居的奸臣阮大铖迁怒于东林党人及其子弟，组织成立中江社，“网罗六皖名士，以为已羽翼，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45］。这些社事都是由于党派之争而产生的，它们在总量上增加了明代文人结社的数量，是社事高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其次，激烈的党争促使文人结社的规模不断扩大。明代前期的社事承宋元遗绪，规模都不是很大，一般只有几个或十几个成员，如莆田的壶山文会“初会九人”，“ 续会者十三人”［3］310，广州的南园诗社“有孙?、赵介、李德、黄哲、王佐辈，世称前五先生”［46］卷首，山阴的清闲会只有“里中遗老十人”［47］卷6，南京的清恬雅会“凡十二人”［48］卷14等等。
党争加剧以后，为了达到由野制朝、以社援党的目的，文人结社由讲求宴游怡情逐渐变为讲求声气延誉，对于成员的吸收和接纳就比较宽松，入社成员越来越多，社事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动辄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张溥等人在京师倡立燕台社，“稍稍至二十余人”［42］458，阮自华招邻霄台大社“宴集者七十余人”［21］445，赵士?倡山左大社有“九十一人”［49］卷3之三，姚?续国门广业社“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50］下卷，后来还达到了“几二千人”［51］卷1 。
最大规模的结社是明末的复社，时人周同谷曾说张溥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52］。七千人之说，或属夸张，依据确切资料记载，复社成员至少有“三千二十五人”［53］30，而据今人研究的结果，其数量甚至还要超过此数[注：日本井上进大量搜集今存资料，对复社成员进行全面整理，集成《复社姓氏校录》一文，计有3043人，是今天所能知道的最多的复社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