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在线古诗词网,施侃( 二 )

这些结社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明初的社局。建文四年（1402），燕王夺位，是为成祖，明朝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社会逐步稳定下来，国势呈现上升趋势，至正统年间，国力开始强盛，此后的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时期，被史家称为明朝的“承平之世”，文人结社也随之逐步发展。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不少文人优游林下以避世远祸。
永乐二年（1404），太平林原缙与丘海、何愚诸人“会里之花山，修白香山故事”［3］571；永乐七年（1409）之后，长乐陈亮“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7］7337；会稽漏瑜“建文初历河南道御史，靖难后不复出，侨寓乌镇”［8］卷24，至“宣德中，在乌墩为九老之会”［9］144，明代怡老会社自此兴起。
而国力的强盛大大刺激了文人的自信心和养尊处优的享受心态，结盟会社渐成风气，如大学士杨荣就时常召集馆僚雅聚杏园，宴乐赋诗［10］卷20 。李东阳《书杏园雅集图卷后》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认识和心理：“自洪武之开创，永乐之戡定，宣德之休养生息，以至于正统之时，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称。庙堂台阁之臣，各得其职，乃能从容张弛，而不陷于流连怠敖之地，何其盛也！”［11］卷73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渐渐形成了南直、浙江、广东等几个社事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南京，弘、正之间有“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嘉靖中期有朱子价、何元朗等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12］丁集卷七。在杭州，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时“有归田乐会”，被誉为“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事”［13］卷173 。
在东莞，天顺初有南园诗社，“东莞凤台相望而兴”，之后又有戴宾竹、谢兰趣等人续修社事，“绎志以联章，稽德以肖图”［14］眷38 。正德以后，明朝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加深，国运开始走下坡路。武宗、世宗长期怠政，宦官刘瑾、权臣严嵩先后擅权，导致“将疲于边，贼讧于内”，“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7］250251 。
如果说永乐至正统年间是明朝的治世时期，政局是从正面促使文人结社向前推进，那么正德以后至明亡以迄，政局都是在从反面刺激着社局的发展，甚至激发了结社高潮的出现。典型的情况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正直敢言之士多被罢官放黜，明哲保身之人自求归田远祸，但都是借助结社活动来自遣怡情。正德初，刘瑾乱政，杨守随因抗疏为其所衔，传旨致仕，与乡之耆旧以诗酒相娱，结社于甬上［15］卷6 。
刘麟因不谒刘瑾而被黜为民，流寓湖州，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结为崇雅之社［7］5152 。嘉靖中，严嵩弄权，张时彻上疏忤之，归里修社，领甬上风雅达二十余年［16］卷42 。张瀚亦因力劾严嵩而被削籍家居，与沈懋学、李彦明等人结湖南吟社，“明哲理道，雅善著作”［17］卷1 。至万历时，明朝已呈“将圮而未圮”之势，“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明兴二百余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势有类于此者多矣”［18］卷9 。
张居正柄政期间，“褊衷多忌，刚愎自用”［19］958，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多采用强制性乃至专制性手段，因而与之同朝的不少文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打击。例如万历三年（1575），歙人汪道昆不满张居正引某人为上卿而“直摘其瑕”，引起张居正不快，“遂上书陈情终养”［20］55，并于万历八年（1580）解组归乡，然后与李维桢、屠隆、沈明臣等二十余人组织白榆诗社，社事之盛，“熏灼海内”［21］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