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冰岛一个国家的问题 。 早在在2016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Jonathan Beauchamp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也指出,美国人的“爱学习”基因也在人群基因池中逐渐缓慢地消失 。
其实早在2010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 Michael Lynch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里就整理了人类基因组衰退的显性证据:在美国,自闭症、男性不孕不育、哮喘、免疫系统紊乱、糖尿病等疾病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预期;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智商在过去的100年里呈缓慢下降趋势 。
Lynch 认为:“现在存在大量可以减少坏基因带来的病痛的医疗技术,这就导致自然选择对有害突变松绑,”结果就是,有害突变在人类基因池中不断累积,“每代人的生理和心智机能会衰退1% 。 这些效应的可以预见的长期结果就是,人类的基因组衰退 。 ”
他估计,如果没有自然选择,人类的适合度每一代下降1-3%,人类会经历生理、神经和外观上的显著失调,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国民的表型每过200-300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生理、形态、神经活动水平每200-300年就会大变样 。
为什么大自然要针对人类?
有些人看到这里可能吓尿了,大自然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智人,针对智人?智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这不是大自然故意针对智人,而是针对在场所有无法快速繁殖的生物 。
所有无法快速繁殖的物种在演化时都会面临一大难题——霍尔丹两难(Haldane’s dilemma) 。 早在 DNA 测序技术发明前,生物学家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1957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John Haldane)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物种要花多少代价(死掉多少个体,生出多少新个体),才能消除基因池中适应不良的那些“劣等”个体?
他先计算人工选育的情况:一个繁殖场到底要繁育多少动物,淘汰(杀掉)多少不合格的动物,才能保证能同时把拥有所有好的特质的个体都挑选出来 。 这样一来,繁殖场只要经过少量的几代培育,就能繁殖出一批最优秀的牲畜,不良个体不再出现,繁殖场的收益就能得到最大化 。
可是,这样一波计算后,霍尔丹发现了一个令他感到十分困惑不解的矛盾 。 那就是,如果养的是牛,一半的母牛都不能被淘汰(在繁殖前杀掉),因为牛的繁殖率不够高,若淘汰太多母牛,最后会导致种群数量不够延续后代,更加没法人工培育优良品种了 。
霍尔丹还发现,这个矛盾在自然界也适用 。 简单来说,如果环境发生突变,生物需要通过让不适应环境的个体死亡的方式淘汰有害基因以适应环境,那么它们反而会因此灭绝 。
换言之,无法快速繁殖的生物(如人类和牛)会因为无法快速地演化而灭绝 。 这就是霍尔丹两难吊诡的地方 。 霍尔丹认为,这个两难是生物学的本质,应当成为生物学研究的重心 。
霍尔丹两难后来引起了另外一个生物学大佬,日本生物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的兴趣 。
1968年,他通过自己的计算,得到了更惊人的结论:“要在保持种群数量的同时把有害突变替代掉的话,每个人都要生327万个孩子才行 。 ”因为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奇葩,他才提出了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论(在分子水平上大部分突变并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自然选择对它们呈中性) 。
乐观派
当然,虽然大部分科学家承认人类基因组突变量累积的事实,但是一些人对这个现象的后果却比较乐观 。 他们的主要观点大概是三类 。
第一类观点是,人类基因组里的大部分是垃圾 DNA,它们不编码蛋白质,换句话说没什么用 。 这些垃圾 DNA 即使突变了,也不影响整体的功能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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